被西方国家统治过的殖民地通常具有一套表面上完善的法律体系。一开始，整个政府机器似乎就是按照它所声称的规则运转的。比方说我的春平监狱，还有把我表演给公众观赏的法庭。不过在法律的背面，他们从来不象一节中学课程那样清白无辜。
殖民政府的警察系统内一直存在着政治部的编制，它是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半秘密部门，用来监控可能会影响统治的反抗活动。在民族阵线成立后它的人数和权力都急剧扩大。他们按照目的选择手段，可以在殖民总督的授权下超越各种法律限制，收集情报，暗杀政敌，酷刑折磨抗议者——对付民族自由阵线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部这些秘密警察的任务。现在他们对我很恼火。
他们把我从春平提到警察总部，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可以为所欲为了。审判事件后我在那里待了十多天，一直就在他们用作刑讯的地下室里，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实际上，几乎就没什幺机会睡觉。
把我反背过手去吊到屋顶上，现在用不着再问什幺口供了，就是光用皮鞭狠狠的抽，一直到凌晨以后才把我解下来弄到隔壁，一个放着几张办公桌子的小房间里。我让他们大大的丢了脸，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好过了。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会用上那幺恶毒的方法，第二天他们把我父母和我最小的妹妹接到警察总部来了。
他们就坐在那间刑讯室里，然后让我进去。我全身光着，到处都是鞭伤，脚下的铁链还特别的重，我是扶着墙慢慢拖进门里边去的，我也根本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幺人。然后我听见妈妈的声音……我觉得自己身体发软，迷迷糊糊的就往地下跪倒去，然后我妈抱住了我的身体。她哭，我也哭了。警察把我们拉开，把我捆到墙边上，从警局的临时拘留室里找了些被扣押盘查的男人们进来……就是这样，当着我的亲人们的面，一直到下午。
一直负责审问我的钦上尉说：「你不是喜欢脱给人看嘛？我们给你多打几个印，你下回别忘记把裤子也给一起脱了。」
烙铁一直就在烧着炭的火盆里边煨着，按在肋骨上的头一下我忍住了没叫，可是咬破了嘴唇。再下去就控制不住了，那种尖利的痛是一直刺穿到心脏里边去的。我挣扎着乱叫，骂警察，喊妈妈，喊符康，我想我爸是使劲地抱住了我妹妹的头，努力让她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而妈妈被警察们推搡着不让过来，她可能已经用尽了力气，后来只能是伏在地板上了。
随便什幺地方，肩膀，肚子，或者是大腿，被烫在肉上几回以后就会昏过去，整个下午我昏迷了很多次。后来有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从墙上解下来了，被几个人按在地下跪着。是想要用烙铁烙我的背吧，我想，不过整个背脊已经是火辣辣的痛着了。我被拽紧头发拉直起上半身来，两边有人架住了我的手臂，钦上尉拿着一把种花用的小铁铲子，铲子面已经被火烤得通红透亮了。
「跟你的小奶头道个别吧。」
他恶毒地说，然后把铁铲的面按在我的乳房上。
铲子紧紧地压在那上面，揉着，转着，吱吱响着冒出烟来，一开始我还能感觉到疼，觉得整个胸腔——其实是整个身体，缩成了一个干瘪的小果子，我大张开嘴，就是吸不进空气，我想，他怎幺能用那幺大的力气……然后就什幺都不知道了。
我是在春平监狱里苏醒过来的，赤裸的全身上下火烧火燎地痛。监狱的医生给我马马乎乎地涂了些药膏，政府当局还没想让我死，说不定，甚至还有人想过再用我表演一回公正的审判吧。不过春平的监狱长丹就没有再露面了，政治部的钦上尉带着几个人常驻春平，直接负责被关押在这里的所有政治犯人。他们抓的人越来越多，在市警局的地下室里关不下了。
我想钦只在郁闷了想揍人的时候才找我，把我提到后边的讯问室里，不说什幺话，就是一顿狠揍。我后来看到过欧洲关于二战的回忆中讲到纳粹的军官们在集中营里放着交响乐痛打囚犯，而我的国家当时已经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只是人性暴虐的一面似乎从来不会改变。
不过钦上尉听不懂交响乐，他的乐趣是英国啤酒。他把自己象个口袋一样扔在椅背上，两脚交叉着搁上他前边的桌子面。桌子再前边是跪在地下的，赤身裸体的女囚犯。
他喝掉三四瓶的时候已经是醉熏熏的了，他喃喃地说：「跳舞吧，跳舞吧……你的膝盖很疼吧，再忍一忍，忍一忍……」
一边张开两手在桌面上盲目地到处摸索他的电源控制器。就是控制那两根接在我身子上的电源线的开关盒子。然后他涨红着脸，用突然提高了的嗓音喊道：「为祖国而战！……」
一边揿紧了按钮。我就象一个被突然启动了的电动娃娃一样在墙角中扭成一团。
按照我的记忆，大概有过一到两次，他折磨我不完全是为了娱乐。有一次把我拴着两个大拇指头吊在讯问室里，政治警察们用带铜扣的皮带抽了我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个上午。我已经意识模糊了，然后有人往我头上浇了一桶水，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提起来。我听到有人问：「……看看吧，你认识她吧？」
老实说，那一段我已经被摧残的不成人形，脸是肿的，眼睛都眯成了缝，而全身又瘦得象一把骨头，再加上当时血肉模糊的样子……我想没有几个熟人能认出我来。不过，反正钦会告诉他的：「……德永博士，还记得连盈水吧？她可是你的优等生喔。」
我费劲地从肿胀的眼皮缝里往外看，看到的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永博士是殖民政府
殖民政府的警察系统内一直存在着政治部的编制，它是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半秘密部门，用来监控可能会影响统治的反抗活动。在民族阵线成立后它的人数和权力都急剧扩大。他们按照目的选择手段，可以在殖民总督的授权下超越各种法律限制，收集情报，暗杀政敌，酷刑折磨抗议者——对付民族自由阵线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部这些秘密警察的任务。现在他们对我很恼火。
他们把我从春平提到警察总部，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可以为所欲为了。审判事件后我在那里待了十多天，一直就在他们用作刑讯的地下室里，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实际上，几乎就没什幺机会睡觉。
把我反背过手去吊到屋顶上，现在用不着再问什幺口供了，就是光用皮鞭狠狠的抽，一直到凌晨以后才把我解下来弄到隔壁，一个放着几张办公桌子的小房间里。我让他们大大的丢了脸，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好过了。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会用上那幺恶毒的方法，第二天他们把我父母和我最小的妹妹接到警察总部来了。
他们就坐在那间刑讯室里，然后让我进去。我全身光着，到处都是鞭伤，脚下的铁链还特别的重，我是扶着墙慢慢拖进门里边去的，我也根本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幺人。然后我听见妈妈的声音……我觉得自己身体发软，迷迷糊糊的就往地下跪倒去，然后我妈抱住了我的身体。她哭，我也哭了。警察把我们拉开，把我捆到墙边上，从警局的临时拘留室里找了些被扣押盘查的男人们进来……就是这样，当着我的亲人们的面，一直到下午。
一直负责审问我的钦上尉说：「你不是喜欢脱给人看嘛？我们给你多打几个印，你下回别忘记把裤子也给一起脱了。」
烙铁一直就在烧着炭的火盆里边煨着，按在肋骨上的头一下我忍住了没叫，可是咬破了嘴唇。再下去就控制不住了，那种尖利的痛是一直刺穿到心脏里边去的。我挣扎着乱叫，骂警察，喊妈妈，喊符康，我想我爸是使劲地抱住了我妹妹的头，努力让她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而妈妈被警察们推搡着不让过来，她可能已经用尽了力气，后来只能是伏在地板上了。
随便什幺地方，肩膀，肚子，或者是大腿，被烫在肉上几回以后就会昏过去，整个下午我昏迷了很多次。后来有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从墙上解下来了，被几个人按在地下跪着。是想要用烙铁烙我的背吧，我想，不过整个背脊已经是火辣辣的痛着了。我被拽紧头发拉直起上半身来，两边有人架住了我的手臂，钦上尉拿着一把种花用的小铁铲子，铲子面已经被火烤得通红透亮了。
「跟你的小奶头道个别吧。」
他恶毒地说，然后把铁铲的面按在我的乳房上。
铲子紧紧地压在那上面，揉着，转着，吱吱响着冒出烟来，一开始我还能感觉到疼，觉得整个胸腔——其实是整个身体，缩成了一个干瘪的小果子，我大张开嘴，就是吸不进空气，我想，他怎幺能用那幺大的力气……然后就什幺都不知道了。
我是在春平监狱里苏醒过来的，赤裸的全身上下火烧火燎地痛。监狱的医生给我马马乎乎地涂了些药膏，政府当局还没想让我死，说不定，甚至还有人想过再用我表演一回公正的审判吧。不过春平的监狱长丹就没有再露面了，政治部的钦上尉带着几个人常驻春平，直接负责被关押在这里的所有政治犯人。他们抓的人越来越多，在市警局的地下室里关不下了。
我想钦只在郁闷了想揍人的时候才找我，把我提到后边的讯问室里，不说什幺话，就是一顿狠揍。我后来看到过欧洲关于二战的回忆中讲到纳粹的军官们在集中营里放着交响乐痛打囚犯，而我的国家当时已经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只是人性暴虐的一面似乎从来不会改变。
不过钦上尉听不懂交响乐，他的乐趣是英国啤酒。他把自己象个口袋一样扔在椅背上，两脚交叉着搁上他前边的桌子面。桌子再前边是跪在地下的，赤身裸体的女囚犯。
他喝掉三四瓶的时候已经是醉熏熏的了，他喃喃地说：「跳舞吧，跳舞吧……你的膝盖很疼吧，再忍一忍，忍一忍……」
一边张开两手在桌面上盲目地到处摸索他的电源控制器。就是控制那两根接在我身子上的电源线的开关盒子。然后他涨红着脸，用突然提高了的嗓音喊道：「为祖国而战！……」
一边揿紧了按钮。我就象一个被突然启动了的电动娃娃一样在墙角中扭成一团。
按照我的记忆，大概有过一到两次，他折磨我不完全是为了娱乐。有一次把我拴着两个大拇指头吊在讯问室里，政治警察们用带铜扣的皮带抽了我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个上午。我已经意识模糊了，然后有人往我头上浇了一桶水，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提起来。我听到有人问：「……看看吧，你认识她吧？」
老实说，那一段我已经被摧残的不成人形，脸是肿的，眼睛都眯成了缝，而全身又瘦得象一把骨头，再加上当时血肉模糊的样子……我想没有几个熟人能认出我来。不过，反正钦会告诉他的：「……德永博士，还记得连盈水吧？她可是你的优等生喔。」
我费劲地从肿胀的眼皮缝里往外看，看到的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永博士是殖民政府